虽然警方公布谭静案的调查结果已经有近十天，但舆论对案情的讨论热度不减，在网上的讨论声中，关于案发现场的证据等是否足够支持“自行坠落”的结论，关于对谭静的尸检是否充分，甚至关于韩国人在广州
犯法是否会受到特殊保护等各个层面的问题，虽备受关注，但却至今没有足够权威的声音做出解释。
鉴于此，记者对已经披露的案情细节再做梳理，请有关方面的专家给出解答。本报所采访的两名专家，其一为在广州司法系统曾担任法医多年，现任检察官一职（鉴于其本人意愿，隐去真名），另一位则为曾有丰富的法医从业经历，现为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顾浩巍。他们对谭静案情的再审视，或为拨开案情迷雾带来一些的启发。
自行坠楼？
警方公布的证据能不能支持自行坠楼身亡的结论？如果能，从上述证据推测的可能的案发过程是什么；如果不能，还差什么证据？
检察官：
高坠伤死亡的法医鉴定本身就是法医学的一个难点。警方得出的“自行坠楼”结论已经是很谨慎的了。“自行坠楼”有可能是自杀，也有可能是大量饮酒后，自控能力降低，不小心滑下去、掉下去，还有可能是受到外界环境的某种影响被迫跳了下去。
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警方的说法是可以自圆其说的。高坠死亡，无论是“自杀”还是“他杀”，尸体损伤状况往往是一样的，因此，判断“自杀”或“他杀”的关键不是看脾脏是否破裂、是否骨折，而是要看案发现场的外部环境，现场有没有挣扎痕迹，尸体体表有没有挣扎的伤痕等等。
警方提供的证据证明死者生前“饮了大量的酒”，这一证据是支持“自行坠楼”结论的一项有力证据。
另外，如果死者是被人推下去的，现场窗口又那么小，那么，在被推下去的过程中一定会挣扎，会有挣扎损伤，死者皮肤表面也应该会有反应。
顾浩巍：
公安机关的报告是：进门两室一厅，屋内呈现自然摆放。那么，屋内有没有指纹、擦痕，卧室里面有没有脏乱，有没有搏斗痕迹，这些都是判断“自杀”或“他杀”的关键，这些内容在公安的现场勘查里肯定会有。
另外，卫生间的门是破坏性的打开，还是正常打开，这能反映卫生间里面的人心理状态，可以推断现场是不是经过伪造和处理。
第三，马桶上和窗户上有没有留下擦痕，擦痕的方向是什么样的？卫生间里面的踩踏痕迹和尘土与死者鞋子上的痕迹和尘土是否一致，如果不一致，是否有伪造的嫌疑？
第四，窗户打开的力度有多大，有没有生锈，是不是一个女孩在醉酒状态下能做到的。窗户铁条上留下的衣服纤维以及死者衣服上的划痕，能否判断出死者是头先出去的还是脚先出去的。
现有情况来看，她自己坠楼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但“自行坠落”所衍生出来的情况很多，有自杀、不慎、被迫都可能。
人衣脱离？
在裤腰上还系着皮带的情况下，谭静坠楼时休闲裤脱落“符合高空坠落”这一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？您所亲历的或知道的高空坠落案件中，是否曾有过坠落时人和衣服分离的先例？
检察官：
在高空坠落过程中，因滑动、勾挂、高空强大坠力等等都可能造成衣裤脱落，这样的先例以往也有过。
顾浩巍：
在检验皮带时，应该量下尺寸，看是不是能掉下去。再者，皮带上有没有别人的指纹？裤子上面的破损，受力方向怎样？裤子是坠落过程中刮掉的，还是死者掉到梁上之后，裤子才落下去的，这些可以通过划痕来判断。
民事责任？
对于醉酒的谭静，3名韩国男子深夜将其带回己家，已构成先行义务，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，谭母可以得到相应赔偿，此说是否成立？谭母是否可以追究三名韩国人民事责任？
顾浩巍：
3个韩国人在一起醉酒的时候把死者带回家，就是主动承担了监护义务。现在，他们没有尽到监护责任，需要承担民事责任。如果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3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，死者家属可以向法院起诉，追究其民事责任，但究竟要承担多大责任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
腿内验伤？
从您的办案经验看，人体经历从30楼坠落至13楼横梁这个过程后，身体最可能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除“全身多处挫伤及骨折”这一特征之外，尸体还可能有什么表现？人的肝脾是否会因巨大的冲击力而破裂？
检察官：
肝脾破裂，多发性粉碎性骨折都可能出现。
另外，不管是被扔下去，还是自己跳下去，还是不小心掉下去，都很难从骨裂程度或脾脏破裂程度来判断，无论是怎么掉下去的，这些损伤都会是一样的，要判断“自杀”或“他杀”靠这个是区别不出来的，主要还是依靠外部环境来判断。
顾浩巍：
尸检表明，有多处挫伤和多处骨折，挫伤怎么形成的，是坠落过程中形成的，还是在房间内形成的？
一般尸体在坠落过程中，大腿内侧、腹股沟部位不容易形成挫伤，那么，这两处有没有挫伤？如果有，则很可能是在房间内形成的，这是她是否遭到性侵犯的一个关键。
三人串供？
从韩国人听见洗手间“砰”的一声响到报警，中间间隔时间少于一个小时（监控录像显示5时26分他们走出电梯，报警回执显示报警时间为6时21分），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可能让三人串供出完美的、没有破绽的供词？
检察官：
串出一份完美的供词，难度是很大的。除非有人教，如果3名韩国人在中国有熟悉的律师或者熟悉的专业人士帮他们“支招”，教会之后，才可能串出比较完美的供词，普通人短时间内串供反而容易被抓到破绽。
顾浩巍：
3名韩国人的供词有一些疑问。首先，3个人当时已经很清楚她已经喝多了，行动不稳定，情绪波动比较大，在这种喝酒比较多的情况下，又带她去喝酒，那么，其目的是要把她进一步灌醉？
第二，喝酒之后，3个男人带一个女人回家，毕竟是不正常的，为什么没有送她回家而是带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有什么目的？（记者注：此处三名韩国男子曾有解释，因为谭静醉得说不清楚自己家住哪里，只能带回其中一男子家中）为什么没有打电话给她的女性朋友，为什么没有通知其家人？第三，死者在房间里面大概有26分钟，26分钟里面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跳楼？手提包和牛仔外套都“自然地”摆放在客厅内，包和衣服放在该放的地方，说明当时死者的意识是清楚的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“自行坠落”。
结论难推？
谭静家属现要求找独立第三方再做尸检，请你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看法，再做尸检有没有可能提供出新的证据？如果家属坚持再做尸检，应该重点注意对尸体的哪个部位做详细检查？
检察官：
现在再进行第三方的尸检意义不大。
一方面，广州公安的法医鉴定水平是全国领先的，在以往的案件鉴定中，即使是出错也是一些疏忽性的错误，绝对不会出现因水平不够导致的鉴定不准确。
再者，这个案子经过媒体大规模的炒作，公安方面也会高度谨慎，不会出现疏忽，鉴定肯定是做得很扎实的，一些拿不准的地方甚至可能已经咨询过相关的权威法医人士了。
其三，中山大学法医学院方面的法医水平也相当高，中大法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帮助公安方面做法医鉴定，有的甚至是义务的，广州的法医水平毋庸置疑，要在其中找茬很难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尸体和现场都已经破坏了，现在再重新尸检，只能检验有没有中毒，但这些该做的公安方面已经做了，体表的相关损伤也已经有详细记录，再检验意义不大。
法外开恩？
司法实践中，同等情况下一名外籍人士杀人和中国人杀人在罪责认定上是否相同？如果不同，具体在哪些环节上有差异？治外法权的情况是否适用于此案中的3个韩国男子？
顾浩巍：
外国人和中国人犯罪，在罪责认定上是基本一致的。除非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特殊人士。在这个案件中，不存在这种情况。治外法权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内不受所在国管辖，如同处于所在国领土以外一样，外交豁免权属于其中之一，但仅限于外交官本人。目前在中国大陆境内，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基本上其本国的领事馆都会去旁听，但无法对案件审判起作用，这种旁听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同时涉外的刑事案件一般不在基层法院审理，都在各地中院审理。
